2022年4月7日，WIPO發布最新的世界智慧財產權報告(下稱本報告)，主題是「創新的方向(The Direction of Innovation)」，內容探討個人、企業、學術機構及政府各方所做成的一連串複雜決策組合，如何影響人力及財務等資源配置，進而引導創新的方向，促成人類未來生活的改變。全球對COVID-19大流行爆發後的迅速反應，顯示人類是如何在發生重大危機時，以科技創新迅速調適，重新安排優先事項，在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也迫切需要類似的做法。

本報告發現，人類的創新是不可避免的，但最後的結果卻是不一定：創新的方向是企業家、研究人員、消費者及決策者多方行動的結果，而社會的需求，也會如同在COVID-19大流行時一樣，迅速改變。

隨著大流行的爆發，創新者轉移他們的努力，來處理遠距上班的新現實，並要應付各種服務供不應求的問題，最重要的是，解決對新醫療藥品的緊急需求，包含抗病毒藥物和mRNA疫苗等，這些新藥物得以快速發展，要歸功於一個迅速被使用於解決COVID-19問題的新興平台，此平台獲得各國政府及其他在創新生態系統的參與者的資金挹注及其他贊助。

WIPO總幹事鄧鴻森表示，這份重要的報告讓我們了解，在一連串全球的共同挑戰，特別是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巨大影響下，我們最需要做的是讓人類的聰明才智可以得到有效的利用及引導。對此，政府應發揮關鍵作用，各國政府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用各種方法來鼓勵創新，例如動員各方資源、提供更廣泛的社會需求並創造正確的獎勵措施，以讓整體環境有利於人類潛能的發揮及利用。

本報告重點摘譯

1. 1.過去一百年，多元科技驅動創新成長

2.  

過去一個世紀，創新呈現指數成長，科技發展的軌跡，從較早期由內燃機引擎、運輸與機械元件相關技術主導的創新格局，轉移至1930年代的製藥及1990年代起生物科技帶動的生物製藥(Biopharma)科技；而二十世紀後幾十年，創新方向大幅轉移至資訊暨通訊科技(ICTs)及半導體，在1990-2010年的30年間，ICT相關專利占全球專利的1/4。

過去一個世紀的專利申請，整體成長25倍，即每年約增加3%：

• 運輸領域的創新，在1895-1925僅30年間，成長了一倍，年成長率為21%。1925年該領域專利申請占比28%。
• 醫療領域的創新，在1930-1960年僅30年間，成長了兩倍多，年成長率為5%。1960年該領域專利申請占比7%。
• ICT領域的創新，在1965-2000年僅35年間，成長了兩倍，年長率為8%。2000年該領域專利申請的占比為24%。

2.過去5年，數位化相關科技創新成長172%

數位化正在改變這個世界，一般用途的數位科技，如AI、預測技術、高度精密的自動化及大數據的浪潮正席捲全球產業。這些技術也帶動新的產業，如物聯網(the Internet of Things)。

數位化是一個嶄新且巨大的創新革命，可以刺激經濟成長，但也可能加劇世界的不平等。AI、自動化及其他一般用途的數位化技術的創新可以提升人類的生產力，但也可能取代某些人力而造成經濟不平等的惡化。雖然數位化可以為某些較低度發展(less-developed)經濟體，創造躍升的機會，但其他經濟體，也可能因為缺乏帶動數位化的大型資本投資及高技術勞工，而在競爭中失勢。

• 數位化創新在2000-2020年的20年間成長3倍，年成長率為13%， 2020年專利申請的占比12%。數位相關科技的專利在2016-2020年成長172%，高於所有專利在這5年間的成長率。

3. 3.新科技帶來新契機，刺激經濟發展

3.  

發展中經濟體，在應對各自特殊的社會經濟需求時，無論是產出新技術解決方案，或吸收既有的解決方案，其能力取決於其國內的創新生態系及他們與全球創新生態系的連結程度。例如，有一些中等經濟體，運用其科學量能、技術資本及高技能勞工，釋放前所未有的創新能力，拉近與最先進經濟體的距離。

以東亞地區的IT產業為例，在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s)中，日本、南韓及中國大陸等核心且積極的參與者，已全面整合至全球經濟，近數十年，其各自的產業政策加速了這些經濟體對尖端(cutting-edge)資訊科技的投入，例如：1980年代的個人電腦、錄影機、錄音帶及通訊設備；1990年代的記憶體晶片及無線手機；2000年代出現的各式各樣數位商品，包括數位電視、無線電信系統及智慧手機。

所有東亞經濟體的發展，有其共通之處，包括：經濟上的追趕、私人公司與產業快速的技術進步及政府推出各種政策，以降低私人公司進入新產業的風險。

• 2020年，日本的創新者擁有全球25%的ICT相關專利，其次是韓國18%、中國大陸14%。

4.  

4. 4.創新動機在公私部門大不同，促進公共利益

4.  

技術的創新受到社會及私部門的報酬所引導。創新對社會也許產生造成變革性的影響，可能對環境、公共衛生、社區、或特定人口更好，或更壞。例如，一項技術如果對環境友善，將帶給廣大社區在社會經濟上的好處；相反地，一項低成本但更多污染的技術，也許會造成社會經濟上的負面衝擊。

創新的社會報酬，可能與商品化驅動所獲得的私部門報酬有巨大差異，COVID-19疫苗的開發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本研究估計，疫苗創新的社會效益在全球可達70.5兆美元，超過其對私部門效益(800億美元)的887倍。這巨大的社會效益反映在拯救生命、避免健康損傷及封鎖措施的鬆綁所帶來的價值，這些效益大大超越疫苗製造商所得到的營業收入。

5.  

5. 5.急需應對全球重大挑戰，如氣候變遷的技術

5.  

未來的創新方向，將會取決於應付「重大挑戰」的國際及多邊政策，「重大挑戰」指的是包括醫療衛生與教育管道的提供，與減緩氣候變遷。

以Covid-19疫苗選用為例，成功運用了政府與企業的公私協力，顯示任務導向的政策在需要變革時是很有用的。1940年代戰爭期間也曾發生類似情形，這些公私協力仰賴當時的科學及技術，證實在快速且大規模的疫苗生產與配置上，是很有效的做法。

但「任務導向(mission-oriented)」的政策可以被用於處理目前全球所面臨的重大且複雜的社會、環保或經濟挑戰嗎?採用集中式的決策過程，並將資源集中在特定目標，在NASA的登月太空計畫及COVID-19疫苗的開發的案例上，是很有用的。但採用「任務導向(mission-oriented)」的政策有時也許不夠，一些觀察家認為政府政策僅是解決方案的一個環節，問題的解決也需要創新生態系統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努力，包括消費者。

• 自1973年能源危機，到2012年，全球低碳排放技術創新以每年6%的速度增長，但此後綠色創新一直停滯不前。

政府、企業及消費者正逐漸深化對環境永續性的承諾，這個現象也正在改變企業經營的行為，例如轉移到使用再生能源，或採用減緩氣候變遷的技術，以減少碳足跡。為了提倡環保技術，政府可藉由提供補貼、制定法規或標準，使企業在投資於相對較新且未經測試的替代能源技術時，所承受的風險及不確定性得以降低。

低碳排放技術的創新，特別是能源部門，在21世紀的前二十年已有成長，並在相關專利申請上看到急速增加，其他賦能技術，例如電池、氫能及智慧電網等，亦是如此。

然而，處於早期發展階段─基礎或應用研究階段─的技術，通常具有風險性，需要公共資金的挹注以減緩這些風險，如碳排除(carbon-removal)技術的建立及維護相當昂貴，就是一個例子。

6. 6.公共政策如何形塑未來的創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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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可以從許多方面形塑未來的創新方向：

• 當創新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時，以政府的政策來刺激科學及技術探索是最有必要的，例如，直接由政府的例行性採購來幫助國防及太空科技的發展。
• 初期探索之後的早期發展階段，政府祭出減緩風險的政策是最為有效的，研發補助、軟融資(零利率或低於市場利率的融資，soft loans)及研發方面的租稅優惠是典型的減緩風險的政策工具。
• 政府可以透過誘導消費者採購相關創新的商品及服務，來間接降低風險或鼓勵相關技術的採用。政府可以提供補貼給製造商，以較低的價格銷售給消費者，進而鼓勵消費者購買該商品或服務。政府亦可以影響技術採用，透過公家資助的教育訓練計畫以降低企業成本，並增加技術勞工的取得，以及在選定的技術領域鼓勵創業。
• 數位科技的監管，包括對資料取得的管理，在維持市場競爭以促進並鼓勵創新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隨著數位科技的快速發展，目前全球各地的政府正在思考，如何調整其監管工具箱。

全球現在面臨的重大挑戰—氣候變遷、減少不平等、確保糧食安全、預防流行病—都是屬於公共財(public goods)，單靠私部門本身是無法分配足夠的創新資源來解決這些問題。氣候變遷也一樣，是無法在個別經濟體之內靠公私部門合作而獲得改善，只能透過多方的利害關係者於國際間協調努力，人類才有辦法解決這些全球挑戰。